我用了三個理由說服黄燦然來Kubrick詩會，他回覆我：這麼多理由，不去怎好意思。這樣黄燦然來了，一如既往，先介紹詩人的背景和著作，當我一口氣念完他那長長的譯著，全場肅穆，在座者皆生出敬意，此外，他為了推動香港新詩發展，主編了《香港新詩名篇》和《從本土出發》，是名符其實的勤勞的筆耕者！
他是二十歲才開始在香港學英語，在新文集《格拉斯的煙斗》中他說：「但我從做夢也想不到，英語不僅給了我新生命，還成為我的衣食父母。」 他的語言發展極不平均，講和聽都不太好， 他坦言：「我的英文口語不好，正因為口語不好，我才沒當上老師，我的弱點就是我的長處！」
他在大公報做國際新聞翻譯，工作８小時，到底他怎樣分配時間做文學翻譯？重點是時間分配，在上班前他可以做幾個小時翻譯，他說：「雖然工作和生活用了我百分之九十五的時間，卻只佔我百分之五的腦力，相反，詩歌和文學翻譯用了我百分之五的時間，卻佔用了我百分之九十五的腦力。」
黄燦然是一位嚴謹的譯者，在《必要的角度》裡，他花了不少篇章談翻譯，從中可見他對翻譯的要求很高。做詩的翻譯，他要求譯者最好是詩人，而且風格多變，這樣他才不會把別人的詩變成他的詩；譯者儘可能直譯，「有人說要把外國的作品譯成好像用中文寫的，但是，這既不是作者原來的東西，也不是你的東西，完全是另外創作的東西。」；內容要準確，一定要把作品弄得清楚明白，有不清楚的地方，看上文下理，有時候他要花一兩個小時把句子弄懂； 把語氣和節奏也譯出來； 另外，要還原難度，「蘇珊·桑塔格的《論攝影》是一部艱澀的著作，一小時可能只看幾頁，翻譯這本書時，我要還原書的難度。」最後是多遍的校對，「我很尊敬的譯者傅雷說要校對六次，我認同，頭三遍是與英文校對，看有沒有譯錯，隨後才是真正的翻譯。」
我問：「翻譯的質素參差不齊，有沒有辦法去監管，譬如：太差的就不許出版。」黄燦然說：「 不用監管 ，任市場去調整，反正好詩和壞詩的讀者一樣多，有一些人身體受不了高蛋白，你給他吃高蛋白的東西，他受不了。」
黄燦然寫作時想的是普通話或是閩南話，但一定不是廣東話，所以他讀詩也不用廣東話，這一次他用了普通話，讀了〈你沒錯，但你錯了〉和〈杜甫〉，然後他就不讀了，他要讀別人的詩，包括亞當．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 )的〈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
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
想想六月漫長的白天，
還有野草莓、一滴滴紅葡萄酒。
有條理地爬滿流亡者
廢棄的家園的蕁麻。
你必須贊美這殘缺的世界。
你眺望時髦的遊艇和輪船；
其中一艘前面有漫長的旅程，
別的則有帶鹽味的遺忘等著它們。
你見過難民走投無路，
你聽過劊子手快樂地歌唱。
你應當贊美這殘缺的世界。
想想我們相聚的時刻，
在一個白房間裡，窗簾飄動。
回憶那場音樂會，音樂閃爍。
你在秋天的公園裡拾橡果，
樹葉在大地的傷口上旋轉。
贊美這殘缺的世界
和一只畫眉掉下的灰色羽毛，
和那遊離、消失又重返的
柔光。
另外，他讀了意大利詩人薩瓦多爾·誇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的三行詩：And Suddenly It's Evening
Each of us is alone on the heart of the earth.
pierced by a ray of sun:
and suddenly it's evening.
黄燦然說：「這首詩的偉大是三個句子把一生要說的都說了。」
黄燦然是著名的詩人，一流的翻譯者，默默耕耘的文字工作者。翻譯佔據他生命大部分的時間，同時，它給予他文學的世界觀，更重要的，它令他沉潛敏銳。新詩集在０８年底出版，他強調：「這是我真正的新詩集，收錄了十二年來的作品。」十二年的不斷磨練，黄燦然已到哪一個境界？大家拭目期待！
（Photos by Paul Wan and 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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